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崇祯初年，天下大旱，尤其以山西、陕西一带旱情严重。
据陕西通志记载：天启二年至崇祯二年，八年皆大旱不雨：米脂大旱，斗米千钱，人相食。
而陕西当地的一名官员上奏的一道奏折也说道：臣乡延安府，自去岁（崇祯元年）一年无雨，草木枯焦。八九月间，民争蓬草为食，其味苦涩，以延不死。至十月，蓬草尽，则争剥树皮以充饥，以求援死。逾年终，树皮又尽矣，则掘山中石块以果腹。石性冷而味腥，少食则饱，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。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，始相聚为盗，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，而抢掠无遗矣。
由此可见，当时旱情的严重。
而在明末，明朝军队的欠饷也非常严重，仅陕西一地，崇祯元年当年的欠饷就有一百三十八万两之巨。当兵的没有粮食吃，还当什么兵，于是，大量的逃兵产生了。
崇祯元年陕西起义的民军大多有过军事背景，长城边的定边营逃卒王嘉胤，延绥逃卒张献忠，辽阳逃卒神一元等都是当时民军的重要头领。而李自成也是驿卒和边军出身。
正因为众多的义军首领有着军事背景，所以明末陕西境内的民变更加的迅猛，农民起义军战斗力更强，更不易扑灭。
农民军的发展势头凶猛，延绥巡抚岳和声、陕西巡抚胡廷宴见纸包不住火，便硬着头皮向朝廷报告。胡廷宴和岳和声互相推卸责任，兵部奉旨调查，时任陕西巡按御史的吴焕对二人各打五十大板，他上奏说道“胡廷宴与岳和声两位巡抚隐瞒不报，互相推诿，是导致形势迅速恶化的主要原因。”正当朝廷准备追查责任之时，三边总督武之望和延绥巡抚岳和声先后病死，于是，胡廷宴被免职，治罪。为了平定乱局，朝廷任命杨鹤为三边总督，张梦鲸为延绥巡抚，刘广生为陕西巡抚。
于是，一个以招抚为主要策略的时期到来了。
杨鹤这个人素有清望，他的儿子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杨嗣昌。不过，杨鹤是文官，素来不知兵事。
当崇祯皇帝在召见杨鹤时，问杨鹤对陕西之局有何良策。
杨鹤只是空泛的说“轻慎自持，抚恤将卒而已。”
面对杨鹤的空泛之谈，崇祯心中却极是欣赏杨鹤的清廉之风，并不顾杨鹤的推辞，执意任命杨鹤为三边总督。
而杨鹤又上疏崇祯，“（盗贼）总因饥荒之极，民不聊生”。并提出了“招抚为主、追剿为辅”的战略。这反映出了杨鹤对于兵事的毫无信心。
不过，在为官清廉的杨鹤的努力下，招抚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功，陕西的各部起义军几乎都接受过招安。
但是，饥荒严重，而被招抚的民军也没有一个能够妥善的安置办法，只是就地解散，于是，被招抚的民军总是即降复叛。而不懂兵事的杨鹤部署不力，甚至，崇祯二年，王左挂率部攻打韩城，杨鹤竟然无兵可调，只得命洪承畴部解围。
洪承畴此人虽是文官，但知兵善任，也很勇敢。当时还是参政的洪承畴领兵出战，家丁兵将只有六七百人。但洪承畴还是以极少的代价斩杀农民军三百人，解了韩城之围，顿时名声大噪，手下的兵丁被奉为洪兵，洪承畴也因此不久被升为延绥巡抚。
尽管洪承畴主战，但三边总督杨鹤依然执行‘以抚为主，以剿为辅’的方针。
崇祯最开始也赞同以抚为主，他对于一篇关于陕西乱局的奏折上批复“饥民啸从由地方官失于抚。”对礼科给事中张第元的批复中也说“抚字得法自然盗息民止。”